6688体育平度天柱山摩崖石刻入选全国首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记者登山探寻魏碑书法背后的文化密码

　　位于青岛北部的平度市大泽山镇境内的天柱山石刻，以精妙绝伦的魏碑书法扬名天下，成为中国石刻书法艺术的里程碑。如今，天柱山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山，它是中外书法家6688体育app、书法理论家向往的书法圣地。日前，作为青岛市最早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柱山摩崖石刻《郑文公上碑》等9通（方）文物，入选全国首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一时引起国内外书法界盛赞。近日，早报记者登上天柱山，在青山绿水之间，“穿越”回到北朝，探索鲜为人知的魏碑书法文化密码，聆听1500多年前发生在天柱山那段意味深长的中国书法艺术故事。

　　天柱山古称高宝山，位于平度市大泽山镇北随村北侧约1.5公里处，山势平地拔起，如玉柱擎天，山上奇石遍布，风景优美。在天柱山众多石刻中，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东汉“中平三年弟子”刻石为汉隶精品，在山东省发现汉代摩崖大字刻石，尚属首次，故尤为珍贵。除东汉“中平三年”石刻与东魏“姚保显造石塔记”外，还有“郑文公碑”“东堪石室铭”“此天柱之山”“上游下息”“天柱山铭”“天柱山颂”等石刻。这些石刻，据传均为北朝郑道昭与其子郑述祖所书镌。

　　天柱山因魏碑被称为中国书法名山，在经历了1500余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书法界，许多人都用“盛宴”来形容天柱山魏碑书法艺术对后世的影响。记者查阅资料6688体育app，发现关于天柱山摩崖石刻的文章和临帖繁多，其中郑道昭的《郑文公上碑》最为知名，可见魏碑的影响力之大。然而，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信息却仍然藏于石头上的书法之中待人解码。为何天柱山魏碑石刻让世人如此惊叹？时光过去了整整15个世纪，为何石刻书法艺术的内涵和魅力依然丝毫不减？缘于此，记者怀着敬畏之心，开启了前往平度天柱山摩崖石刻的探秘之旅。

　　从青岛市区出发，一路向北，在高速上行驶两个小时后，便进入了秀丽的大泽山腹地。在一片苍翠的山水之间，巍峨挺拔的天柱山矗立在记者眼前。真是“山不在高，有文则名”，眼前的天柱山“一柱擎天”，奇石密布，山中更是别有洞天。登上山顶，游人无暇欣赏秀丽的风光，目光无不被瑰玮精绝的魏碑石刻书法艺术所吸引6688体育app。

　　青岛市平度市天柱山文物管理所负责人马龙腾一路陪着记者游览天柱山。没上山之前，他便从地理学角度，形象地阐述了天柱山又被称为“高宝山”的原因。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诗句所言，站在天柱山东南方向望去，只见共有3座山矗立于大泽山碧绿的丘壑之中。令人称奇的是，海拔280米的天柱山两侧各有一山，高度几乎相等，三座山整体看上去，形状和甲骨文的“山”字酷似，同时又很像“元宝”，于是，古代民间又将天柱山称为“高宝山”。

　　现在的“天柱山”之名，是1500多年前，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登山游玩，见其“孤上干云，傍无险峰，因此名之”，并在山阳近顶绝壁上书“此天柱之山”。然而，郑道昭留下的石刻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北宋时，被时任莱州知府的著名金石家赵明诚，也就是李清照之夫，来此发现，这才流传下来。据《平度史话》记载，《郑文公上碑》位于丛山深处的峭崖之上，镌成之后有五六百年之久寂然不为人知，北宋末年，赵明诚在《金石录》里首次予以收录，但仍未引起书法界的注意。清代中后期，一批杰出的书法艺术家，如包世臣、叶昌炽等，因不满意流于庸俗的官方倡扬的“馆阁体”，力斥当时统治书坛的“帖学”萎靡之风，倡导学习魏碑书法之长，埋没了千年之久的魏碑珍品《郑文公上碑》这才引起世人注意。清末以来，《郑文公上碑》的拓本流传开来，受到书法家和学者们的重视。

　　“此天柱之山”5字刻于《郑文公上碑》所在的陡峭岩壁顶端，极为巧妙。抬头仰望，只见悬崖壁立；低头俯视，山下田畴绵延，自然风光、书法石刻浑然一体，和谐统一，“东天一柱”雄姿尽显。此外，山中有东汉、北魏、北齐及金、元摩崖刻石10余处，形成较大的摩崖刻石群，是我国目前不可多得的书法刻石艺术瑰宝。1988年，天柱山摩崖石刻被国务院列入名单，成为青岛市最早的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的天柱山脚下，立着一尊郑道昭雕像，仿佛在向人们讲述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过往。“整个天柱山的摩崖石刻像是一部穿越剧，通过精美的石刻书法讲述了一段家族史、民族史、汉化史、多元文化融合史……”马龙腾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天柱山摩崖石刻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让记者更加神往，仰望山顶，仿佛能看到北魏工匠们悬空举斧的身影，听到了他们凿击石壁的回声。

　　平度市大泽山镇共有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天柱山摩崖石刻、岳石文化遗址、大泽山石刻及智藏寺墓塔林。而天柱山摩崖石刻是青岛首个“国字号”文物保护单位，近日又成为被录入国家名刻名碑名录的首批文物。

　　根据相关文史研究者统计，天柱山上有东汉刻石1处、北魏郑道昭刻石4处、北齐郑述祖刻石2处，其中，以郑道昭、郑述祖父子为代表的北朝刻石，连同莱州市的云峰山、大基山和青州市的玲珑山上的共计40余处刻石，构成了北碑文人书法的重要体系。这个以书法、石刻艺术闻名遐迩的石刻艺术群，是中国书法由隶到楷大变革体现之瑰宝，有“隶楷之极”的美誉，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使天柱山青史留名的，正是得益于一代书家——郑道昭。在中国书法史上，郑道昭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其书法造诣堪与王羲之比肩，人称“南王北郑”。

　　沿天柱山石阶而上，很难想象，1500多年前，人们是如何登上陡峭无路的天柱山，又是如何在悬崖峭壁之上刻下这些文字的。

　　马龙腾对天柱山摩崖石刻的前世今生可谓了然于胸，对中国摩崖石刻文化，尤其是北魏历史，更是有着很深的了解和认知。交流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摩崖石刻幕后的文化密码，在记者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郑文公上碑》是郑道昭为其父郑羲及家族树碑立传之作，因郑羲的谥号为郑文公，故此碑的全称为“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该碑位于天柱山之阳，镌刻在一块高约3.5米、宽约1.5米的天然碑状巨石上，碑文共20行，每行四五十字，共计881字。此后，郑道昭又在莱州云峰山镌刻了与天柱山《郑文公上碑》内容基本相同，但字数稍多的碑刻，被称为《郑文公下碑》。郑道昭在碑文中极力称颂其父的文采，对其政绩也赞美有加，虽有溢美之嫌，但后世对其书法成就的评价，已经超过碑文本身。碑文布局纵横有矩，书写严谨规范，结字宽正，笔力雄健，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其秀美的书法、精湛的镌刻成为了解北魏文体、书法的重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

　　仰望《郑文公上碑》，让人不由得想起古代那些手工技艺高超的石匠们。他们用双钩先划刻出字迹，再下刀雕刻，以精湛的技艺最大限度地还原原作，力求分毫不差。

　　观摩完郑文公碑，继续往上攀爬，在秋千口处可看到著名的《上游下息》刻石，碑面刻有“荥阳郑道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字虽不多，但笔法铿锵有力、势如破竹，历经1500多年的沧桑，字迹依旧清晰，恍若昨天刚镌刻完成的作品。

　　“天柱山上，随便抓一把山风，都能攥出墨香。”一位著名学者登临天柱山后，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就是天柱山摩崖石刻的魅力，也是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化的魅力。

　　见字如面，天柱山上的摩崖石刻在千年时光中架起了时空隧道，让经典文化流传至今。

　　马龙腾曾无数次登临天柱山，无数次遥想过摩崖石刻的现场。他对记者感慨道，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古代，想完成这样的工程，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更需要智慧。为此，他翻阅与石刻相关的史书资料，对这门技艺进行了深入了解。

　　古代石匠们凿字先要有样板，比如纸上之字，利用定点技术将字完美放大并刻于石上。在悬崖峭壁上刻字，方法是一样的，只是更为费力复杂一些。古人在悬崖刻字时，通常会将样板用铁链绳索串联起来，将其在崖壁上固定好，再将石匠放下去定点卡尺寸。刻字时，石匠们必须悬吊在半空，非常耗费人力。像天柱山这样的摩崖石刻，雕刻过程肯定很漫长，而且不是仅靠一两名石匠就能完成的。

　　郑道昭书写的魏碑体突出体现了我国书法由隶书到楷书的转变，受到古今书法家的推崇。他在平度天柱山所立的魏碑石刻素有“孤峰秀峙，高冠霄星”之誉，与莱州云峰山、青州玲珑山北魏刻石并称“魏碑三奇”，不仅在大泽山系石刻艺术群中独领风骚，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颗耀眼明珠。

　　顺着新修的登山道路大约攀登40多分钟，便来到了天柱山顶。在山峰的东北侧，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高大宽敞的石洞，被称为“石室”，西壁镌有郑道昭撰写的《天柱山东堪石室铭》。此铭共有10行115字，内容婉丽灵动，把天柱山和石室描写得绚丽多彩、令人神往。站在山峰之上，马龙腾禁不住大声诵读起郑道昭这首描写天柱山自然风光的诗句。这是平度历史上最早一首描绘天柱山的古诗。

　　《东堪石室铭》主要描写了天柱山雄奇的自然风光，且摹刻精到，全篇文字潇洒飘逸、文采飞扬，堪称书法与刻石艺术相结合的精品。全篇刻石章法布局平实自然，古拙典雅，既具有江南地区潇洒蕴藉的格调，又具有北方地区粗犷朴拙的趣味。其严谨而有法度的气势，淋漓尽致地彰显出书写家精湛的笔墨功夫。在郑道昭诸多撰刻中，此石刻可谓独树一帜。《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一书曾评道：“碑书遒研，绝类华阳真逸《瘗鹤铭》，魏碑书势，无逾此者。”

　　研究历史文化十分有趣，其魅力就在于探索中发现文化“密码”。马龙腾守护天柱山已有20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从哪个角度看天柱山是什么形状、什么天气看天柱山是什么颜色，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他对天柱山摩崖石刻的专注和情怀，实在令人佩服。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朝代更迭，南北民族交融。由于南北地域性的差异，形成了所谓的“南帖北碑”，北方书法家长于碑榜、志铭，风格庄重朴茂，豪迈浑穆；南方书法家书体流便婉丽、潇洒飘逸。书体在这个时期逐渐由汉隶向楷书演变，“魏碑体”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可谓我国书法艺术的里程碑。

　　“反复观看郑道昭的碑刻，再研究他的家族故事，发现不少作品是率性而作……”马龙腾对郑道昭家族史的研究也颇为透彻。永平三年（公元510年），郑道昭出任光州（治所掖县，今莱州）刺史、平东将军，后又任青州刺史。受当时道家思想的影响，郑道昭寄情于山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题写了不少碑刻。郑道昭的父亲郑羲为北魏的中书博士，郑道昭11岁时以博士之子的身份入中书学，26岁娶北魏名臣李冲之女。郑道昭好诗赋，随孝文帝南征期间，君臣在悬瓠联句作歌，一时被传为佳话。郑道昭为官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口碑良好，后世流传有称赞郑道昭体恤民情的歌谣。

　　根据史料记载，郑道昭是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他老家在开封，却在平度天柱山上刻石立碑为父亲颂德，背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当时，郑道昭任光州刺史。据山东历史地名志记载，光州这个名称在胶东历史上存在了大概一百多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有多任光州刺史，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郑道昭。

　　任光州刺史期间，郑道昭留下了不少石刻碑文，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天柱山和云峰山上的《郑文公碑》。据称，有一次，他看到一座新立的石碑字迹甚美，原本就是大书法家的郑道昭被吸引，细看起碑文来。随后，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去世后还未立碑，便为父亲撰写了碑文，内容自然多有溢美之词。他在天柱山寻得一处绝好的山崖刻碑后，又在云峰山上将碑文重书重刻了一遍。

　　“郑道昭除了喜爱书法诗赋，还喜欢修身养性、炼气化丹，为此还立碑志之，留下了传世作品。当然郑道昭最著名的作品是《郑文公碑》，为其父郑羲所书刻之碑，郑羲的生平事迹和著述足可见郑道昭的孝心。郑道昭虽然书法造诣精深，在史书中却并没有关于他擅长书法的太多记载，但《郑文公上碑》的存在让天柱山成了书法界的圣地，足以证明郑道昭的书法成就。以天柱山摩崖石刻为例，他的书法继承了篆的圆润和隶的舒展，吸收了造像记的挺拔强劲和写经本的壮茂凝练……”马龙腾对郑道昭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郑道昭虽然被称为“北方书圣”，可是在史书中并没有他擅长书法的记载，他是怎样赢得后人认可的呢？这跟清代碑学兴起后，众多书法家学习研究《郑文公碑》有着直接的关系。后世有不少书法界人士专门研究郑道昭，通过他的石刻书法解读书法艺术和人文精神。《郑文公碑》名为碑，实际上是摩崖石刻，就是在山崖上找一块平整的石面或削平一块石面，在上面书写镌刻文字。摩崖石刻的制作难度比石碑大，且长年风吹雨淋日晒，不易保存。

　　1988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平度的天柱山摩崖石刻《郑文公上碑》成为青岛辖区内唯一一个上榜者。清代中后期，一批杰出书法艺术家，如阮元、包世臣、叶昌炽、康有为等，因不满流于庸俗的“馆阁体”和帖学书风，大力倡导粗犷雄浑、豪逸疏宕的魏碑书法，提倡北碑，康有为将《郑文公四十二种》列为妙品上。刘海粟认为：“不识云峰、天柱佳作之浑逸朗润者，不可以与之论书。”天柱山魏碑作为中国北魏时期重要书法刻石，其文化学术价值不同凡响。

　　1984年，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在89岁高龄时，亲自拄杖登天柱山观赏《郑文公上碑》，并欣然题写了“瑰玮博大，绝壁生辉”8个大字。从此，天柱山成了书界圣地。包世臣评价道：“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康有为评价道：“刻石如阿房宫，楼阁锦密，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并赞其“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可以说，气象万千的魏碑艺术极大地抚慰了晚年康有为的精神世界。（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通讯员 李彩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