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88体育永陵是五代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墓，俗称“王建墓”，史书上称为“永陵”。永陵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的高地上，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墓室建筑于地面之上的帝王陵墓。永陵也是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座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其出土的石刻文物，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颗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明珠。其中最为代表是“二十四伎乐”浮雕，形神皆备，精美绝伦，写实性极强，可谓闻名遐迩。正因如此，对于永陵石刻的研究，多集中在“二十四伎乐”之上，对其的学术探讨也多集中在它如何反映五代时期宫廷宴乐文化上，对音乐史、服饰史上的关注往往超过了对其雕塑艺术本身的关注上。因此，本文着重于探讨永陵石刻在雕塑史上的价值，并指出它作为艺术史上唐宋之变的重要纽带和例证，及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价值。

　　中国的石刻艺术伴随着佛教的繁荣在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在唐代，最优秀、最具时代风格，艺术手法最成熟的石刻雕塑几乎都是以佛教为主题，且集中在长安、洛阳等地。四川的唐代石刻也大多是佛教艺术，例如安岳石窟、大足石刻、广元千佛崖、夹江千佛崖、乐山大佛、成都万佛寺等；而永陵石刻则是唐五代时四川地区较为少见的非佛教主题的石刻艺术。

　　中国的雕塑艺术在8世纪前后已经显示出三大主题类型并行发展的脉络：一是皇室陵墓石刻；二是佛教寺庙石刻；三是民间民俗陶塑。此三者代表着不同的技法程式，不同的审美追求和不同的价值理想。当然它们之间也有相互影响和渗透的情况。皇室陵墓石刻往往为了显示出皇家的尊严和权威，总体风格雄浑壮美，但也难免出现程式化的情况，缺失内在精神的表现，雕刻手法较为简单呆板。佛教寺庙石刻从最初深受外来样式的影响，到后来借鉴于现实生活，到隋唐时期形成了具有典型本土风格和审美原则的造型体系。民间民俗陶塑从汉代开始，作为普通百姓的随葬品被大量制作出来。因为要降低成本，造型手法趋于简洁，又要迎合普通人的审美，因此艺术手法趋于写实。所以，汉唐以来的陶塑都有着强烈的世俗化风格，具有简洁的写实主义倾向和富有生机活力的现实主义表达。

　　总的来看，永陵石刻属于皇室陵墓，自然带有皇室陵墓石刻所具有的系列特征，庄严肃穆，圆雕王建像正襟危坐6688体育app。特别是其陵前侍臣立像，高大壮硕，雕刻手法粗犷雄浑，但人物表情呆板，造型较为简单，与中原地区的唐皇陵中的前侍臣石刻尤为相似，可见其程式化的因袭。但永陵石刻却明显呈现出以上三种主题类型相融合的情况，特别是其世俗化趋势愈加明显，这也为宋代雕塑凸显出的世俗化特征进行了铺垫与衔接。

　　永陵出土了一件国宝级文物——王建雕像（图1），这件作品是目前中国历史上现存唯一一件帝王陵中出土的确实文献可考的帝王本人写真纪念像，它不仅反映出当时四川艺术中十分浓郁的写实风格，也代表了唐五代时期四川地区石刻艺术的写真水平。该石像被置于永陵后室石床正中，坐北朝南，高0.86米，为石质圆雕座像。石像头戴幞头，身着圆领锦袍6688体育app，腰束玉带。发掘时，其着色的痕迹仍清晰可辨，幞头为黑色，袍为赤黄色，玉带皮革处为红色，面部曾贴金，此穿着打扮正是唐代皇帝的常服——赤黄袍衫，与其相配套的是幞头。它为研究唐五代帝王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

　　王建石像写实风格强烈，表现力颇为传神。其雕刻简洁流畅，生动传神，细腻柔韧，技巧娴熟，摆脱了一般皇家雕像表情呆板的模式，其细节处理尤显功力，寥寥线条，便表现出了衣服柔软的质地。这种表现方式与唐代成熟的民间陶塑极为相似。我国古代纪念性肖像雕刻很少，帝王雕像更是罕见，目前所知较早的只有四川广元皇泽寺的唐代圆雕“武后石刻真容像”和王建石像。然而前者雕刻手法僵硬呆板，而王建石像却生动传神。

　　五代时期，蜀地写实主义风气盛行，在艺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写生”闻名的黄筌及其门生所创造的花鸟画风格，成为承唐启宋的重要转折。其花鸟画注重对象的写生描摹，形态逼真生动，赋色富贵典雅，画风工整细腻。（图2）“黄氏风格”对宋代院体画有极大影响6688体育app，长时间内成为画院的创作标准。人物方面，“写貌”绘画是前蜀人物画的一大特色。前蜀承唐制，设有“翰林写貌待诏”一职，宋艺、房从真、阮知诲皆被封为翰林待诏，常重胤所作僖宗御容至真至妙。《益州名画录》记载，在众多人物肖像画家中，以阮知诲“写王建像为首出”。王建还曾令画师在大慈寺、玉局化、龙兴观等多处绘制王建本人的写真壁画。王衍还在青城山“丈人观”塑有王建与王衍的写真雕塑。这种写实主义绘画的风气，势必会影响到被称为立体绘画的雕塑，因此，王建石像的出现便并非偶然。在1990年成都永陵附近发掘出的前蜀后妃墓中，也有一件墓主人圆雕坐像（图3），其雕刻手法与王建石像极为相似，只是头部已残缺，基本可以断定其为王建皇后周氏坐像。

　　永陵的棺床为红砂岩雕刻，风格繁缛华丽，细节渲染丰富，花纹精美传神，当年曾贴彩金，具有浓郁的唐代宫廷装饰意味。（图4）棺床采用须弥座式，这是一种佛教艺术样式。只是永陵的棺床比其他的佛座更加巨大、复杂。棺床长7.45米，宽3.35米，高0.84米，共有六层装饰图案（图5），从上至下分别是：一层，云龙纹，这是典型的皇家图案；二层，仰莲浮雕，这是佛教须弥座的标准装饰；三层，东西南三面刻24间壶门，每间刻一伎乐宫女，即“二十四伎乐”，北面刻4间壶门，每间刻仰莲浮雕；四、五、六层，上下两层刻宝装覆莲，中间刻唐草纹。莲花和唐草纹都是典型的佛教图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佛教雕塑样式的吸收和采用。

　　棺床两侧有十二尊半身圆雕抬棺力士像（图6），俗称“十二神”雕像，其造型雄健浑厚，纹饰处理周到细致，线条流畅的大块面和装饰精细的局部相对比，质感丰富，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关于“十二神”的身份，业界莫衷一是，有称其是与道教有关的随斗十二神；或是药师净土中的十二神将，保护墓主人向西方净土飞升；也有学者认为王建乃军人出身，前蜀是军人政权，“十二神”正是按照王建生前十二宿卫的制度设置的。其实，相似的力士像还有上文提到的前蜀后妃墓出土的四尊抬棺力士半身圆雕（图7）和重庆博物馆藏前蜀石刻半身力士像等。从造型上看，这组“十二神”与佛教艺术中的护法天王、力士等形象极为相似，也可见永陵石刻对佛教雕塑的吸收与借鉴。十二神身披胸甲和背甲，头饰有束发和戴胄两种，样式各不相同，应该取材于当时的实物，其面部以写实主义的手法结合浪漫主义的情调，与出土的唐代民间陶塑相似，让人感觉他们既是人间勇士又是天上神将，具有世俗性和人情味。

　　与“十二神”的孔武有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棺床上柔婉妩媚的“二十四伎乐”浮雕（图8），这组浮雕也是永陵出土文物中最受关注的部分。棺床东西南三面刻的“二十四伎乐”其艺术手法与王建石像的写实风格极为相似，乐伎面容圆润、身材丰腴，衣纹线条柔美，姿态动作优美，乐器造型准确。“二十四伎乐”有22位乐伎，2位舞伎，她们的挽髻达22种，服饰的细微差别和演奏不同乐器时的不同动态，被雕刻者描绘得淋漓尽致，反映出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体验，以及熟练的技巧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这种雕塑手法在唐五代的大量民间陶塑中多有出现，可见永陵石刻的写实主义倾向及世俗化趋势。与永陵“二十四伎乐”相似的，表现乐舞华章的就有成都龙泉驿区赵廷隐墓出土的“伎乐陶俑”（图9），陶俑全身彩绘且描金装饰，色彩鲜艳，神态各异，完美继承了唐代成熟的民间陶塑特点。如果说“二十四伎乐”是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那么“伎乐陶俑”则是贵族的家养乐队，反映了汉式乐器的传承和发展，唐代以来雅乐的不断繁盛以及汉乐与西域舞乐的融合。

　　前后蜀时期，乐舞宴饮之风气盛行，用于宴享的“俗乐”发展迅速。“二十四伎乐”很有可能是王建生前享用过的一组伎乐。在棺床的南面，是两个舞伎，可视为这支乐舞队的领舞，从其姿态来看，属软舞一类。有学者认为它就是唐代失传的“霓裳羽衣舞”的实物例证，也不无道理。前蜀后主王衍，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花花公子”，擅作浮艳宫词，自己填词谱曲，明代唐寅曾作《王蜀宫伎图》以讽喻之（图10）。倘不论功过，我们仍可从中遥想到当年华灯宫阙中的“碧云仙曲舞霓裳”。

　　与舞蹈者较为简单的刻画相比较，棺床上对器乐演奏场面的表现要复杂细腻得多。乐伎共22人，演奏的乐器有20种23件，乐器分为三大类，即弦乐、管乐和打击乐。整个乐队的组合可追溯到唐初的燕乐，实际上它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胡乐和汉族传统的清乐的融合，是唐五代宫中宴乐中比较精致的坐部伎乐的缩影。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同时，“二十四伎乐”写实的造型也为研究唐五代妇女的服饰和发饰提供了珍贵且形象的实物资料。因此，现今对“二十四伎乐”的研究多集中于音乐史、服饰史上的关注也不无道理。

　　综上所述，无论是王建石像的写实主义造型，还是“十二神”雕像从佛教艺术及民间陶塑中吸取的养分，还是“二十四伎乐”细致刻画的写实表现和世俗化倾向，都说明了五代前后蜀雕塑上将皇室宫廷审美、佛教典型范式及民间世俗写实三大类相融合的趋势。特别是其写实主义倾向和世俗化趋势上，衔接和影响了后来宋代雕塑的发展。

　　唐宋之变，从唐代富有浪漫主义气质和雄壮宏大审美的艺术体系，到宋代更加倾向于关注现实的世俗生活和内在的情感表达。这种转变不论是在文学史中，还是艺术史中都尤为明显。正如后蜀赵崇祚编籑的《花间集》，开启了宋词繁盛的先声一样，前后蜀的雕塑同样也链接着从唐入宋的审美转向。在雕塑中，宋代雕塑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表现形式的写实化，材料使用的广泛化和审美趣味的世俗化、生活化。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在宗教雕塑里，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异，有各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和美的理想，概括说来，大体可划分为三种：即魏、唐、宋。一以理想胜（魏），一以现实胜（宋），一以二者结合胜（唐）。”所谓宋以现实胜，即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写实性和世俗化。